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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 黃克武 著
    梁启超研究专家黄克武重磅力作,著名学者许纪霖、杨念群、欧阳哲生一致推荐。
    ISBN: 9787559864581

    出版時間:2024-01-01

    定  價:89.00

    責  編:郭春艳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文化研究

    讀者對象: 大众

    上架建議: 文化/文化研究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300 (千字)

    頁數: 400
    紙質書購買: 天貓 有贊
    圖書簡介

    書稿為一部研究梁啟超思想與清末民初社會轉型的學術著作?!拔淖制婀Α笔呛m寫給梁啟超挽聯中的一句,提綱挈領地點出了梁啟超一生的成就——以“驚心動魄”的文字繼承舊傳統、引進新思潮,推動了中國的現代轉型。書稿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梁啟超的學術思想,包括他對西方哲學與新史學的譯介;第二部分聚焦梁啟超的人際網絡與影響圈,如嚴復、胡適等;第三部分探討梁啟超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趨勢。書稿試圖從幾個側面,呈現梁啟超的生平與思想。

    作者簡介

    黃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著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研究》《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等。

    圖書目錄

    序:我與梁啟超研究的因緣? 1

    第一章 導論:有關梁啟超學術思想的一個爭議

    一、前言:“百科全書式”的巨大存在

    二、有關梁啟超學術思想的一個爭議

    第二章? 鑄造國魂: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

    一、前言:從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辯論談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變”?

    三、鑄造“國魂”:晚清時期梁啟超的“國民”思想

    四、“中國不亡論”與“國性說”:梁啟超的“文化民族主義”及其影響

    五、余論:“游魂說”與“新啟蒙”

    第三章? 宋明理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陽明學

    一、前言:儒家傳統與梁啟超的思想轉變

    二、梁啟超思想的內在邏輯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陽明學與梁啟超思想的取舍問題

    四、小結

    第四章? 諸子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墨子學

    一、前言:清代墨學的復興

    二、《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的墨子學

    三、20世紀 20年代梁啟超的墨子學

    四、小結

    第五章? 西方哲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與康德

    一、前言:梁啟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學者對梁啟超譯介康德之評估

    三、從“カント”到“康德”:梁啟超對康德中國圖像的建構

    四、梁啟超對康德思想的闡釋與評價

    五、小結

    第六章? 熔鑄一爐:梁啟超與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

    一、前言:清季的“新史學運動”

    二、實證史學、道德知識與形上世界

    三、熔鑄一爐:新康德主義與佛儒思想會通下的新史學

    四、對梁任公史學思想的評價——代結論

    第七章 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以 嚴復、梁啟超與《新青年》的辯論為中心

    一、前言:20世紀初有關靈學的爭論

    二、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中國靈學研究的興起

    三、上海靈學會的“科學”宣稱:科學、靈學相得益彰

    四、中西靈學之融通:嚴復對科學、宗教、迷信關系之思考

    五、《新青年》對靈學之批判:科學與迷信之二分

    六、思想的延續:梁啟超與科玄論戰

    七、小結

    第八章 結論:梁啟超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

    附錄:略論梁啟超研究的新動向

    參考文獻

    序言/前言/后記

    序:我與梁啟超研究的因緣

    一、學術淵源

    我從小就喜歡閱讀梁啟超的文章,在中學國文課本中就曾讀過好幾篇他的文字,例如《學問之趣味》《敬業與樂業》《最苦與最樂》等。從中學歷史課本中我還知道了他是“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但那時對他只有很簡單的印象,知道他的文字很感人,是和康有為、章太炎、嚴復、胡適等人齊名的一位學者。我買的第一本梁啟超的著作是1973年文化圖書公司(臺北)印行的《梁啟超全集》(其實是一本選集),還在上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閱讀痕跡。后來又買了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1983年版)與《飲冰室專集》(1978年版)。

    一直到赴美讀書,進入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從1992年開始,我才在墨子刻教授的指導以及張灝、張朋園等先生的協助下,比較系統地閱讀梁啟超的作品,并寫成我的第一本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在此過程中,我的指導教授墨子刻先生對我研究梁啟超深有啟發。有關墨子刻先生的生平與學術貢獻,可以參考我所寫的《墨子刻先生學述》一文,以及我為他所編輯的中文論文集《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

    1992年在墨子刻先生的指導下,我開始研究梁啟超。

    我研究的重點是梁啟超思想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文本《新民說》。1992年,我趁著修課的機會完成一篇大約50多頁的文章。墨先生看了不太滿意,要我更系統地分析二手研究的成果,以及梁氏思想的內涵與轉變,再將梁啟超的調適思想與譚嗣同(1865—1898)的轉化思想以及孫中山的思想做一對比。于是我又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與墨先生往復討論,再修改、擴充、增補,在1993年初寫出十多萬字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的初稿。

    書稿寫完之后,我寄給兩位我很尊敬的梁啟超專家指正,一位是張灝先生,一位是張朋園先生。后來兩位張先生都給我回了信。

    張灝先生大體贊同我的觀點,但他在信中特別強調梁任公思想中民族主義的一面。他說,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具有強烈的中國情懷,反對帝國主義,關心“中國往何處去”,梁啟超那一代更是如此。后來我看他的作品與訪談才更為了解此一情懷。1959年張灝先生到美國之后,閱讀了中國30年代的作品,“發現了中國和作為中國人的意義”。在1960年代寫作博士論文期間,他曾出于強烈的“民族情感”而“左”傾,終于“在海外找到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我不知不覺地進入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一旦發現了群體的大我,個人小我也無所謂了”。從這個角度他回觀歷史,而看到轉型時期是民族主義通過新的制度媒介在中國廣為散播的一個時代。張灝先生的梁啟超研究與此一心境有密切的關系。他斷言:“早期的改革者因而開啟了一個趨勢,這個趨勢在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變得更明朗,就是他們把民主融化在民族主義中,而看民主不過是民族主義中的一項要素?!睆垶壬艘幌敕ㄉ钍苁啡A慈有關嚴復研究的影響,至1980年代他開始思索“幽暗意識”的問題后,才逐漸有所轉變。

    張朋園先生也在1993年兩度回信給我,他比較肯定我的著作,原因可能是因為他長期研究“立憲派”,而且他和李澤厚一樣認為我們應對以“革命典范”為中心的論點加以反省。他說:

    你的大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我拜讀了一遍。正好出版委員會要我審閱,我就先睹為快了。我非常細心地讀你的大著,告訴老兄,我完全被你說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叵胛胰昵坝懻摿旱乃枷?,那時受的訓練不夠,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沒有今天那么周密,加上當時的研究環境十分簡陋,我自己的見解,想起來就汗顏,你不批評我,反而使我不好意思…… (《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3月3日)

    他又告訴我:

    你談近年來對梁啟超的研究,我讀了有進一步的體會,我很高興你也對梁有興趣……我們對梁啟超的了解尚不夠全面,他寫的東西太多了……要是有大量的人力也投入研究梁,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來。 (《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4月4日)

    在兩位張先生的支持下,拙作在1994年2月問世。這本書出版之后,我立即開始有關嚴復的研究計劃。我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來從事這一項研究,2001年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2008年我的英文書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來我又寫了《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再后來將我的嚴復研究整合成《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一書,2022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嚴復研究的主旨即在呼應上述梁啟超研究一書中所強調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追求“會通中西”的理想時,儒家傳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思想史研究上,我最感謝的是墨子刻先生,正是他對我研究梁啟超、嚴復思想的指點與鼓勵,使我從一個初學者,漸漸登堂入室,了解其中的精髓。他不但為我的兩本中文書、一本英文書撰寫序言,大力推薦,而且有一次他還跟我說:“你的梁啟超的書寫得比張灝好,你的嚴復的書寫得比史華慈要好。我很為你感到驕傲?!?p/>

    這可能是恩師對我的溢美之詞,鼓勵我將來能“青出于藍”。不過我真的很感謝他過去二三十年來對我的幫助。簡單地說,我有關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繼承了墨先生在《擺脫困境》一書中的理念,并嘗試提出與史華慈、張灝等兩位近代思想史名家不同的一個解釋。

    二、追尋啟蒙者的身影

    我在寫完梁啟超的專書后,又開始與中國大陸以及日本學界做梁啟超研究的同好切磋、交流,訪問梁啟超生前在各地留下的蹤跡。這些經驗也逐步拓展了我對梁啟超思想的認識。

    1993年11月底,在張朋園先生的介紹下,我首次返鄉,到中國大陸的廣州參加“戊戌后康梁維新派學術研討會”。在會上,我不但有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達到“以文會友”的目的,而且走訪了南海、新會的康梁故居。我對新會茶坑村的梁啟超故居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開始了我與大陸學界的交往,并赴各地探訪與梁啟超相關的史跡,而對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認識。

    位于廣東新會茶坑村的梁啟超故居是他出生與成長的地方,在1989年被列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整個建筑群建于清光緒年間,是用青磚、黑瓦建造的磚木結構,建筑面積有400多平方米,由故居、怡堂書室、回廊組成,是富有當地特色的民居建筑。梁啟超的祖父與父親都有志于仕途,但祖父僅考上秀才,父親連秀才都沒有考上,因而對梁啟超寄予厚望。他在此地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11歲中秀才,16歲成舉人(1889),獲得了“神童”的稱號。隔年他認識了康有為,這時康尚未中舉,然而見識遠遠超過了梁啟超。任公說康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三十自述》),使自己“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清代學術概論》),在萬木草堂與學海堂接受各種思潮的洗禮,“乃雜遝泛濫于宇宙萬有,芒乎湯乎,不知所終極……學于萬木,蓋無日不樂”(《南海先生七十壽言》)。這一次我亦走訪了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的康有為故居與他曾潛心修學的西樵山。南海與新會的訪問之行讓我對康梁師徒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1896年梁啟超主筆上?!稌r務報》,1897年11月到次年3月,梁啟超應黃遵憲、熊希齡之聘赴湖南時務學堂任教??涤袨檫€勸譚嗣同“棄官返湘”與任公合作,在湖南開展維新活動,“大倡民權”。這一時期是梁啟超的思想最為激進的階段。他借由康有為的“三世之義”“大同之說”來求變,又通過傳教士的譯書來學習西學。時務學堂的學生須先將《春秋公羊傳》和《孟子》反復鉆研,明白其中微言大義,然后擇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較參證,以了解“變法”的重要性。任公在此培養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后來時務學堂師生聯合發起自立軍及護國軍等救國運動,影響深遠。2004年我與張朋園先生應耿云志先生的邀請赴湘西吉首大學參加“第一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研討會”,本書的第二章《鑄造國魂: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就整理自在這個會上發表的演講。會后,我與張先生坐火車赴長沙訪問,周秋光教授帶我們參觀了岳麓書院,還去看了1922年梁啟超重游長沙時所書“時務學堂故址”的紀念碑。時務學堂是今日湖南大學的前身,是在湖南創辦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標志著湖南教育由舊式書院制度向新式學堂制度的轉變,也是湖南近代教育史的開端。

    25歲時梁啟超和康有為一起發動“戊戌變法”。變法失敗之后,梁啟超流亡日本14年,在此期間,他受到日本學界的影響,通過日文書刊打開一個新的學術視野,使他對中學與西學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對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系的深入挖掘,要歸功于京都地區的日本學者。在1993年廣州的研討會上我認識了狹間直樹、齋藤希史、竹內弘行等日本學者。后來因為張朋園先生的關系,我了解到日本“關西學派”的學者在狹間先生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梁啟超研究會”。這群學者于1993—1997年間研究梁啟超通過日本認識西方的過程和內涵,并于1999年之后,先后以日文、中文和英文出版其研究成果,肯定“梁啟超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向現代化的推動者”。

    狹間直樹等人在籌組這個集體研究時,因緣際會,能夠一方面研究梁啟超,另一方面翻譯丁文江、趙豐田編著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翻譯工作從1993年開始,主要的參與者有10人:島田虔次、狹間直樹、井波陵一、森時彥、江田憲治、石川禎浩、岡本隆司、高嶋航、村上衛、早川敦等京都大學教職人員。此外,也有關西地區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參與。

    2003年底,我赴京都搜集資料,曾在石川禎浩先生的邀約之下,有幸參加了梁啟超研究會《梁啟超年譜長編》翻譯小組的第三百多次例行聚會。日譯本在2004年由東京的巖波書店出版,共5卷。此一翻譯本因為增加了許多注釋,又精確解讀了許多人物背景與典故,學術價值甚高。這種對學問的執著很能反映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問的特點。

    我也在赴京都大學訪問時多次參觀了梁啟超研究會所收集的梁啟超曾閱讀過的日文書籍。他們不但編輯了一個詳細的書目,也盡可能地收集紙本圖書。在京大有一個書柜,陳列的就是他們所收集到的梁啟超著作中提到的各種日文書籍,其中有許多文本都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后來狹間先生也慷慨寄贈好幾種重要史料與我,本書第三章《宋明理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陽明學》的寫就即參考了狹間先生所寄贈的《松陰文鈔》《節本明儒學案》。

    199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狹間直樹教授來臺北訪問。其間,他發表了題為《梁啟超研究與“日本”》的演講(后刊載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對梁啟超與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善鄰譯書館”進行鉤稽,指出此一譯書館的出版品是梁啟超西學知識的重要來源。狹間先生強調我們必須掌握中、日、西三方面“知層”板塊之間的嵌合關系,才容易厘清梁任公有關中國現代化之構想的底蘊。

    狹間教授也邀請我與張朋園先生參加了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傅佛果教授主辦的“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國際研討會,本書第五章《西方哲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與康德》的雛形,就是在這個會議上發表的文章。

    總之,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十余年間,我與日本學者的接觸拓展了我對梁啟超在1898—1912年間流亡日本時期思想的認識。和日本學者較不同的地方是,我認為日文書刊無疑豐富了梁啟超的知識來源,但他并非單純地吸收新知,而是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看這些來自日本的西學。此一論點在本書中亦有詳細的論析。

    這一方面的研究也使我想要追蹤梁啟超在日本的史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湯志均的《日本康、梁遺跡訪問》(《文物》1985年第10期)與夏曉虹的《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關梁啟超的部分。夏曉虹的尋蹤幾乎涵括了梁啟超在日本活動的主要地點。我只去過東京近郊的橫濱。

    1906年,有一位華僑富商麥少彭先生(廣東南海人)將他在神戶郊外一個叫“須磨”的地方的一棟別墅“怡和山莊”借給梁啟超及其家人,梁氏從東京搬到神戶。梁思成說,這棟別墅有一個大花園,連著一片直通海濱的松林,住在此地可以同時聽到波濤聲與松林中的風聲,梁啟超于是將之命名為“雙濤園”。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啟超離開神戶返回中國,于1914年定居天津,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馬可波羅路旁購買空地建宅,自己設計了一棟磚木結構的意式二層小樓。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則建于1924年,位于故居樓的西側。2001年天津市政府斥資重修,并在此地建立了“梁啟超紀念館”。2003年10月12—16日,我受邀參加了由天津梁啟超研究會召開的“紀念梁啟超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去天津開會,也借此機會參觀了梁氏故居,對這兩座外觀漂亮、氣勢雄偉的歐式小洋樓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從1993年我赴廣州開會,認識世界各地梁啟超研究的同好,又進而認識梁氏后人,并走訪啟蒙者留在各地的遺跡,這也算是用行動印證了董其昌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吧。

    三、重新挖掘梁啟超的學術思想

    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我寫過有關梁啟超的一本專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與多篇論文。2013年5月我曾在臺北做過一場公開演講,題目是“文字奇功:嶺南才子梁啟超”,那一次演講的海報一直貼在我辦公室的門口。這個演講主要介紹我對梁的整體認識以及他身后的各種評價。在這之后我很想寫一本有關梁的書,但是卻一直延宕下來。其實在市面上已經有不少梁啟超的傳記。這些傳記大致有兩個類型。一類是介紹梁的生平事跡,如李喜所、元青兩位先生的《梁啟超新傳》,以及許知遠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另一類是從梁啟超的師友關系來展現他的交游網絡、社會關系及一生的變遷,例如解璽璋的《梁啟超傳》。這二者各有優點,前者以時間軸為中心,敘述任公的一生發展,對其一生的變化有較為清楚的呈現;后者則打破時間的序列,以任公與幾個重要人物的交往,來編織他的一生。我覺得這兩類書都對讀者了解梁啟超有所幫助,但是也都有一定缺失,讀完之后我們除了認識梁啟超流質多變、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不易產生一個清晰的圖像。這緣于上述的傳記在任公學術思想方面剖析得都不夠深入,而學術思想才是他一生的靈魂。

    在現有的梁啟超學術思想研究成果之中,有兩個人的著作給我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第一是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一書中有一章談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第二是我的老師張朋園先生所寫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不過蕭公權與張朋園兩位先生都沒有深入探討梁啟超的學術思想,這是我想要撰寫此書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是我研究梁啟超的因緣,以及對他一生概括的認識?,F在梁啟超的作品好像已經不那么吸引年輕朋友的注目,而我覺得他的作品有如一個礦藏,值得人們深挖。的確,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有其缺點(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所批評的“封建遺毒”),然而也有其精致、優美而感人的地方。梁啟超正是中國文化精華的一個化身,他的作品是從傳統中綻放出來的現代花朵。

    本書的主書名“文字奇功”是胡適寫給梁任公挽聯中的一句話,全聯是“中國新民,平生宏許;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我覺得其中的“文字奇功”四個字提綱挈領地概括出了梁任公一生的成就。簡單地說,他意識到自己身處“兩頭不到岸”的“過渡時代”,因而以“驚心動魄”的文字繼承舊傳統、引進新思潮,成功地推動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轉型。

    本書的主旨在以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來了解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的復雜過程。在此過程中,梁啟超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來解析各種議題,并以中西比較的方法探索中國的獨特性,來建立新的學術典范,而最后歸結到“新民”“新國”與“鑄造國魂”的現實關懷。直至今天,這無疑仍然是一個“未竟之業”,有待吾人繼續努力。梁啟超的思想深邃復雜,本書只能呈現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熱切地希望讀者能通過拙書而了解梁啟超,并進入他的思想世界。今年是梁任公誕辰150周年,謹以此書向這位啟蒙先驅致以最深的敬意。

    黃克武

    2023年5月20日于南港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刪節。)

    名家推薦

    梁任公是近代中國啟蒙的先驅,他集中了那個時代的矛盾與沖突,也是中國現代性的思想發源地。作者作為臺灣研究梁啟超思想的權威專家,畢30年之學術功力,深入梁任公的思想深處,考察其與中西文化的源流關系,開拓了梁氏研究新的層界。欲知曉梁任公,請從讀本書始!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紀霖)

    以往對中國近世知識分子的評價,極易趨于兩極,或認定其“激進”,或想象其“保守”,即使如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往往也被作為激進革命黨之對立面加以簡單定位。本書取“調適”而非“轉化”的獨特視角,重新勾勒出梁啟超思想諸多中西交錯的復雜面相,有別于當下學界之陳論,頗具洞見。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楊念群)

    梁啟超以他的如椽巨筆縱橫馳騁于清末民初輿論界,啟迪、激蕩國人的心靈。黃克武先生此著以其獨特的視角深度地展現了梁氏靈慧而進取的學術探索和精神世界。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歐陽哲生)

    編輯推薦

    “文字奇功”是胡適寫給梁啟超挽聯中的一句,提綱挈領地點出了梁啟超一生的成就——以“驚心動魄”的文字繼承舊傳統、引進新思潮,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作者以此作為書名,足見其對梁啟超的贊賞。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公認的近代中國啟蒙先驅之一。然而從學術思想層面,現當代很多學者對他的評價并不高,認為他學術興趣雖然廣泛,卻思想膚淺、駁雜,沒有深刻的內涵。黃教授卻不以為然,他說:“有些朋友喜歡問我,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賞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無疑問是梁啟超?!笔堑?,他對梁啟超的定位是“思想家”。這也是他30年如一日對梁啟超思想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力結論。在這本書中,黃教授以這30年來的研究成果為據,涵蓋了梁啟超在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方方面面的思想成就,挖掘其著作中的學術價值,為梁啟超思想正名。

    在做這本書之前,我對梁啟超的認識可謂淺薄。最初的認識來自那篇大家耳熟能詳的課文《少年中國說》,其激勵作用延續至今。后來對他的了解也不多,更多限于他的個人經歷和生活情趣等方面,對他的著作閱讀僅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思考。而通過黃教授深入淺出的解讀,我得以用心重溫梁氏那些經歷時間檢驗的作品,真正走進這位啟蒙先驅的思想深處,一窺他豐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都說“文如其人”,對一個人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閱讀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讀懂一位學術思想家,或許還需要一位領路人。于我而言,在讀懂梁啟超這條路上,黃教授就是那位領路人。

    精彩預覽

    梁任公的人生觀簡單地來說是一種“趣味的人生觀”。他信仰的是“趣味主義”,他說倘若用化學分解“梁啟超”這件東西,把里頭所含的一種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來,只怕毫無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總是盡量做得津津有味而興會淋漓。

    生活有趣才有價值:梁啟超的“趣味”人生觀

    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歡問,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賞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無疑問是梁啟超。這是因為我多年沉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構新國家、新國民的構想,從閱讀中我感覺到梁任公的文字說理清晰、透徹,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說的話,都是我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

    黃遵憲說得最好,梁任公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他說任公的文字對許多人產生了“鼓舞奮發”的作用,近年來“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由此可見梁啟超的著作影響深遠。嚴復對他的評價是:“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929年胡適寫給梁任公的挽聯則說“中國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這些看法都是對任公的一生很貼切的評價。他的思想有如深谷中流出來的一條清溪,明白透徹而發人深省,難怪清末民初之時人們譽之為“言論界的驕子”。而且,他不但“坐而言”,又能“起而行”。他以無比的熱情推動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希望能建立一個富強與自由的理想國度。

    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也都認識到梁啟超的影響力。誠如蕭公權所說,“他的言論對于近代的中國發生過廣大的影響”,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曾因讀他的文字而得著啟示”。深入研究梁啟超、明治日本與西方的日本學者狹間直樹也說:“在上一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過渡的文明史轉型時期,他[梁啟超]……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庇纱丝梢?,梁任公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影響力乃是毋庸置疑的。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之所以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不但因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且與他淵博的學問有關。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梁啟超和嚴復、胡適類似,都是學問淵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內沉浸于純知識領域的“專才”。這種“通才”很類似陳澧、曾國藩、錢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學”,這種學問“將‘有益于身’與‘有用于世’二語,懸為著書講學之標幟” 。梁啟超和嚴復、胡適都是這一類型的學者,他們以學術研究來“修己治人”,不但能夠依賴學問來“安頓身心”,更借此關懷中國的現狀,并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嚴復、胡適更接近傳統的“士大夫之學”。

    我認為梁任公淵博的學問源自他的個性及人生觀。在個性上,胡適說任公心直口快,“不通人情世故”,有著“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的個性,絕不是一個“陰謀家”。這種有一點“任性”的個性影響了他的一生。從他與友人的書信可以看出來,梁啟超的休閑時光主要花在飲酒、抽煙及打牌上,“相與痛飲”“大醉而歸”,是屢見不鮮的,而打牌一次十幾二十圈也是常有之事。同時,梁啟超也常常熬夜,或是打牌,或是讀書寫作。胡適一直到晚年還常和人提起:“任公絕頂聰明,惟用心不專,起居無節,興之所至,無論打牌讀書,往往夜以繼日,飲食不離牌桌書案?!?p/>

    由此可見,梁啟超興趣十分廣泛,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飲酒、讀書都是真性情的表現。當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視的還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學”的閱讀、教書與寫作,以及由此而培養出的淵博的學問。這應該是源自他以“趣味”來追求知識的人生觀。

    梁任公的人生觀簡單地來說是一種“趣味的人生觀”。他信仰的是“趣味主義”,他說倘若用化學分解“梁啟超”這件東西,把里頭所含的一種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來,只怕毫無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總是盡量做得津津有味而興會淋漓。因為趣味是活動的源泉,如果趣味干竭了,活動便會停止。

    梁任公認為,凡人必須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價值,否則每天哭喪著臉,生命便有如枯木或是沙漠,了無生趣。那么什么才是人生的趣味呢?宋朝名相王安石曾經在一本叫《字說》的書中解讀每個漢字的意思,書中有些是穿鑿附會,但是對“趣”的解釋則很到位。他說:“人之趣在步履間,隨所得而取之,故趣字從走從取?!边@真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人生若能邊走邊取而有所得,便是有“趣”。此處所說的“取”或“得”,更確切地說,或許是指一種成就感或進步感。梁啟超所說的“趣味”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每當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總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而時有所得。這種不斷努力,企圖攀登生命之高峰的過程,真是再有趣不過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梁啟超認為我們不但要在成功之中感到趣味,也要在失敗里頭體驗趣味。這是因為失敗比成功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的人生啟示。1923年他的弟子徐志摩要與妻子張幼儀離婚,另娶有夫之婦陸小曼,梁任公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說道:“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若爾爾者?孔子贊《易》,無取以未濟終矣。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他的最后一句話“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真是充滿了無窮的智慧。我想一個人如果不能從失敗與挫折中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大概沒有辦法成為一個生活的藝術家!

    然而在梁任公看來,從成功與失敗之中體會生命的趣味仍然不算最高境界。因為有時趣味之可貴,正是在超越上述利害、得失之心之后,以一種“無所為而為”或“為而不有”的超然心態來面對生活。

    出于這樣的原因,梁任公反對美國以“功利算計”為原則的“實利主義”教育,認為追求學問要勝過實際的利害得失。他說:“她[美國]的教育過于機械的,實利主義太深了,所以學校教學生總是以‘夠用了’做標準,只要夠用便不必多學。所以美國的學問界淺薄異常,沒有絲毫深刻的功夫。因為實利主義太深,所以時刻的剖析異常精細,如此好處自然是有,我現在不必多說;而他壞的方面就是一個‘忙’字?!@種實利主義的又一結果就是將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們中國教人做人向來是做一個整個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負上帝賜給我們所人人應享的‘一個人’的生活了?!?p/>

    總之,他認為讀書、做人都不應過于功利、過于現實,有時不實用以及與得失無關的東西反而可能有大用。因為得失主要是關心事情的成功與失敗,然而成敗常常是相對的,從一方面來看是成功的,從別的方面來說也可以是失敗的,或是有些事現在看來是成功的,將來卻發現其實是失敗的。上述所謂“無所為而為”或“為而不有”的心態,就是說在讀書、做事的時候,把成功與失敗的念頭都拋開,一味埋頭埋腦、趣味盎然地去做,這樣才能體會個中的真味。孩子們其實最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問小孩為什么要玩游戲時,他們的回答往往是“好玩”或是“為游戲而游戲”。其實,世間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這種態度來面對。

    然而要注意的是,梁任公說有些事情開頭時很有趣,但愈做愈沒趣,甚至產生了相反的效果,這就不能算“趣味”了,例如賭錢、酗酒、縱欲等等,開始有趣,結果卻常常無趣。(他也免不了做過這些不該做的事。)如果要問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梁啟超認為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學問的趣味”了。

    這種對純知識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比較盛行,中國文化之中相對來說卻不甚發達,我們總愛提出“文以載道”“通經致用”的高論,好像不能載道而致用的東西便沒有價值。梁任公認為這樣的想法并不算真正了解學問的趣味。中西偉大的學者以畢生之精力做出偉大的成果,而其動力往往是一種超越實用的求知欲望,也是一種“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的精神。在他看來,這種欲望有點像鴉片煙癮,一定要天天做,不做不行。所以他勸人每天一定在正常的勞作之外,騰出一些固定的時段,來研究自己所嗜好的學問,每天這樣做,就可發現學問的趣味有如倒吃甘蔗,愈往下吃,愈得好處。

    梁任公以過來人的經驗指出,具有此一態度,一定會被你所鐘情的學問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這時就嘗到學問的甜頭了。正是這種對知識與學問的熱忱使他能夠將自己鍛煉成“百科全書式”的巨大存在。的確,要討論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無論是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史學、哲學、宗教等,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領域能回避梁啟超的影響。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第一章》,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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