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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的興衰:基于地緣經濟、城市增長、產業轉型的研究 鄭榮華 著
    一本指导城市经济发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学著作,直击新经济增长点,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大学问出品
    ISBN: 9787559865908

    出版時間:2024-03-01

    定  價:89.00

    責  編:原野菁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中国经济

    讀者對象: 大众

    上架建議: 经济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392 (千字)

    頁數: 540
    圖書簡介

    書稿為一部經濟學研究專著,立足國際視野與國內經濟發展的具體現狀,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大維度對經濟發展規律與各種陷阱進行剖析,針對當前逆全球化現象與國內各種結構性矛盾,提出具有創見性的解決方案與應對策略。對于國際經濟發展環境問題,該書以地緣經濟視角對15世紀以來世界大國經濟發展與矛盾焦點進行分析,用趣味性的語言總結了資本主義國家崛起與沒落更替的原因。對霸權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睦鄰”思想進行對比,展望世界和平發展的未來。

    作者簡介

    鄭榮華,經濟學家、著名智庫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增長與產業集聚理論,現為浙江大學經濟學特聘教授,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浙江工商大學、浙江財經大學客座教授等。著有《城市的興衰》。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地緣經濟與新舊動能轉換

    第一章?霸權主義與地緣經濟 3

    第一個日不落帝國 6

    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16

    群雄爭霸 29

    第二章?新霸權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37

    新霸權主義 37

    人類命運共同體 44

    第三章?第四次工業革命 55

    誰來領導第四次工業革命 56

    國家意志力 61

    狹路相逢勇者勝 68

    “三大鏈”的挑戰 77

    第四章 全球性債務危機 86

    用貨幣不“信用” 88

    第四次債務危機 93

    額外剝削與霸權貨幣 97

    第五章?全球疫情下的經濟復蘇 100

    經濟衰退 100

    供應鏈危機 102

    滯脹 106

    第二部分 全球趨勢與應對策略

    第六章 社會重構與“大政府”回歸 113

    國際秩序加速演變 114

    疫情加劇社會分化 119

    “大政府”回歸 124

    第七章?“雙碳”大周期與能源革命 131

    “雙碳”大周期 132

    第三次能源革命 137

    重塑產業新格局 143

    第八章 以“雙循環”應對大變局 150

    “雙循環”的戰略意義與歷史實踐 152

    “內循環”的推動力 160

    “外循環”的手段與貨幣工具 165

    第九章 構建“國內大循環經濟”三大維度 173

    促進產業內部循環,提高抗風險能力 174

    促進“三產”融合循環 181

    促進供需市場循環 191

    第三部分 級差地租與城市增長動力

    第十章 馬克思級差地租與城市、產業邊際分析 199

    馬克思級差地租的觀點 200

    城市級差地租與傳統級差地租差異 204

    級差地租在城市發展中的邊際效用 208

    第十一章 城市級差地租的形成與革新 239

    XOD 模式下城市經濟理性或非理性增長 240

    土地財政的因循與革新 257

    樊籠與革新 268

    第十二章 城市增長彈性與全要素生產率 275

    公共投入邊際效用遞減與結構性過剩 276

    全要素生產率與城市增長關系 284

    城市全要素生產率與增長彈性分析 296

    第四部分 產業轉型方法與路徑

    第十三章 本土市場效應與產業集聚意義 313

    本土市場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 314

    產業集聚的條件與方式 323

    第十四章 產業轉型、路徑與干預 340

    為什么要產業轉型升級 341

    制造業發展趨勢 354

    產業轉型升級路徑與精準干預 363

    第十五章 區域產業轉型、增長及孵化 397

    區域產業形成過程及規律 398

    如何構建創新生態體系 413

    “孵化器”的演化、模式和意義 431

    第十六章 產業孵化與實例分析 447

    產業孵化的“合肥模式” 448

    長三角產業發展與競爭分析 479

    其他地區產業發展模式 499

    后記 509

    序言/前言/后記

    前言

    三年前,我從企業轉到高校從事教學工作。這樣一來,便為創作提供了方便。一方面有更多時間去完善自己的研究,把碎片化思想梳理成理論體系并結集出版;另一方面由于政務班的培訓課程,我與各地各級政府接觸較多,為自己的理論研究提供了信息反饋。教學工作對我來說,有時候是一件孤獨甚至落寞的事情,正因為這種思緒的偶爾存在,我變得特別敏感,對真相的探索、對邏輯的思考、對未來的憧憬更為積極、主動。

    我是從事宏觀經濟學和城市增長理論研究的學者,所以在教學工作中常常會去傾聽那些來自基層的心聲,他們在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的工作,職位雖有高低之分,但表現出對工作的積極性及對知識的渴望一般無二。剛剛從事教學工作的時候,我認為把自己的思想、認知與學生分享、交流是最主要的工作,畢竟自己在發達城市從事過較長時間的經濟工作,對城市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有一定的經驗和見解??蓵r間一久我便發現兩個問題:其一是自己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與學生工作中的現實需要存在較大差距,因為每個區域存在不同的要素稟賦,如果用一個特定區域的實踐經驗或傳統經濟理論去指導不同區域的發展,顯然有些不切合實際;其二是學生的認知被傳統經濟模式固化,很難走出藩籬,對外部價值鏈與內部增長動力的認知往往停留在狹隘的官本位思想層面,或者處于極端的自我否定之中。這便使我萌發了去寫一部從宏觀到區域振興、產業轉型,再到要素集聚與孵化等的系統性的著作的想法。這部著作延續了我寫《城市的興衰》的習慣,跳出了固有的理論體系,完全站在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去梳理、分析、總結經濟興衰背后的地緣經濟、城市增長、產業轉型等之間的邏輯。

    1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叫大溪沿的村莊,村里各種物資主要由供銷社或每周上門一次的貨郎擔提供。供銷社主要供給生活日用品及耕種所需的農資產品,而貨郎擔則供給婦女兒童熱衷的小雜貨品,比如女人的頭花和梳子,小孩的糖果和玩具。所以,貨郎擔對于我來說是微觀經濟的啟蒙。

    印象最深的是雞毛換糖,雞毛是村里的要素資源,糖果是來自外部的產品供給,兩者形成的交易關系既是供給也是需求,比如貨郎擔需要村里的雞毛作為供給,而村里的孩子也是需要糖果、食品作為供給,由于供給與需求的雙向流動,給一個簡單的交易過程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雞毛或鵝毛的供給受傳統節慶影響,端午節、重陽節是村里最為隆重的節日,家家戶戶殺雞宰鵝,這樣一來供給量在特定時期就非常充足。貨郎擔在節慶日后的幾天來到村莊,搖著撥浪鼓喊著“雞毛換糖”,村里的小孩便拎著雞毛一擁而上。貨郎擔在集中供給的情況下意識到買方市場更具有主動權,所以就會降低糖果兌換羽毛的比率,以降低羽毛的供給價格。這就得出一個結論:羽毛供給越大,換取糖果時的價值就越小。有些小孩拿到糖果猶豫不決,有些小孩在家長的陪同下質疑換取的數量不足,而貨郎擔總會輕描淡寫地喊上一句:“沒糖了,不換,不換了!”于是, 又有一幫人擠上前愿意接受更少的糖果來兌換。于是,前面那些猶豫、質疑的人便只能悻悻地接受了交易條件。母親常問我:“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一樣接受雞毛換糖的條件?”我說:“雞毛不會壞,等村里沒有多少雞毛的時候再拿去換?!蹦赣H聽到我說的話,總會罵上一句:“你這孩子鬼精鬼精的!”事實如此,村里的雞毛變少只是一個周期性問題,只要抵住誘惑熬上兩周,就能換到更多糖果。當然雞毛的增值部分并非貨郎擔的折損,而是那些急于兌換的人所產生的貶值部分為我提供了價值轉移。

    2

    我父親曾是一名從事夏布(苧麻編制的布匹)交易的商販,從20世紀 80年代到 90年代風光了好一陣子。早年他用 6瓶“全良液” 從鄉鎮企業辦換得一本業務員工作證,然后憑借“同志”的身份在全國各地跑買賣。他從老家農民手上收來夏布,然后揣著工作證把貨物賣給大城市的供銷社,以此賺取差價,成為縣里第一批“萬元戶”。后來父親的“工作證”失靈了,也不知道他從哪里聽說韓國和日本對夏布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跑到了改革開放第一高樓—深圳國貿大廈去找客戶。當他在旋轉餐廳轉了三天之后終于碰上了做外貿的韓國人,從此開啟了他的高光時代。直到 1998年,當我認為自己或許是個“富二代”的時候,父親的生意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為出口貨物一去不復返,他陷入了“破產”危機。那一刻,我聽到了第一個宏觀經濟名詞“金融危機”。我很納悶兒,金融危機與我父親的貨款有什么關系?父親說,貨給了別人,對方公司在金融危機中破產,所以貨款就收不回來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意識到外部環境變化與內部生產、交易的關系是如此緊密。后來我才知道那次金融危機已是世界現代史上第二次大規模金融危機,早在 20世紀 70年代就已經出現全球性金融危機,此后幾乎每 10年就爆發一次金融危機。自從 1971年美國終止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后,美元便與黃金脫鉤,美元成為凌駕于信用之上的“信用”貨幣,各國的貨幣發行效仿美元,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實行貨幣寬松政策。當貨幣淪為強國政治與利益集團攫取利益的陰謀工具時,危機便像早已準備好的陷阱,隨時等待獵物的光臨。在此環境下,泰國、俄羅斯等國家紛紛陷入金融危機,所以這樣一對比,父親不過是滄??駷懼械囊蝗~扁舟而已。

    3

    小時候看的第一部小說是《三國演義》,書中忠義、信義、情義、道義如同一段段慷慨壯歌,讀來令人熱血澎湃。但是里面的陰謀、狡黠、無知、貪婪、懦弱也讓人唏噓不已。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民間風水先生,講起話來有些故弄玄虛的感覺。據說一本《三國演義》被他讀了數十遍,我常不解地問他:“為什么諸葛亮那么聰明也沒有幫劉備一統天下?”外祖父每次都故作神秘地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時機未到卻燭盡光窮?!蔽乙荒槨氨梢摹钡乜粗?,只當他是職業習慣。長大之后,覺得這個世界比起小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世界如同一張巨大的面具,面具下面一層扣一層的還是面具,有看似慈眉善目的,有看似剛正不阿的,有看似滿目猙獰的,也有看似一臉邪魅的……各種表情五花八門,難分真偽。在歷史長河中,一個國家的興衰看似是正義或暴力引發的更替,但更多的是制度與經濟層面上的因循守舊,導致國家最終難以承受外來的狂風暴雨及內部的矛盾沖擊而衰亡。

    翻開歷史的宏偉篇章,自哥倫布 1492年發現新大陸后,文明與野蠻這張相互交織的大網便延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我們在謳歌人類璀璨文明與孜孜探索精神的同時,卻發現背后盡是殺戮與暴虐。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歐洲殖民者在他發現美洲大陸后攜帶槍炮對印第安人進行了瘋狂的屠殺,血雨腥風中數千萬人的生命灰飛煙滅。幾個世紀以來海上硝煙不斷,西方列強每一次發動戰爭似乎只有一個目的:搶奪資源,控制海上貿易。從 15世紀到 20世紀,世界海洋霸主之爭分為三個階段:15、16世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紀,17世紀是荷蘭的世紀,18、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之后海洋霸主地位被美國長期把持。

    西班牙是海上第一個霸主。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曾自豪地說:“在我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倍κr期,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各大洲,面積超過 300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如今俄羅斯領土面積的1.75倍。當然,西班牙的崛起除了因為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強大的軍事力量,還得益于其“亂倫”式的政治聯姻。但是這種聯姻關系并不絕對可靠,一方面是“諸侯國”一旦出現暴政就會引發革命直至蔓延到整個政治體系。荷蘭是反西戰爭中的最大勝利者。西班牙對“諸侯國”的暴政引發了荷蘭等省份起義,1581年尼德蘭等省份起義,正式宣布廢除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統治,成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荷蘭省是起義省份中最大且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所以便稱為荷蘭共和國。到了 1609年西班牙無力再戰,不得不簽訂停戰協議承認荷蘭共和國獨立。因此,荷蘭逐漸接替了西班牙成了17世紀的海上霸主,同時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到了 17世紀中期,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海洋貿易造就了荷蘭的極度繁榮。但此后,荷蘭逐漸喪失了先輩們的開創動力,享受安逸,深陷“荷蘭病”之中。讓荷蘭人引以為傲的資本優勢在歐洲持續戰亂中也丟失了,最終荷蘭被英國擊敗,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英國之所以能取代荷蘭成為新的海洋霸主,主要是因為擁有完整的生產體系與龐大的人口規模,從而形成有效且大規模的供需市場。英國在當時無論是手工業生產還是國內消費市場都領先歐洲各國,尤其是絕對的市場規模讓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想得罪英國而失去固有市場。相比之下,荷蘭除了是經濟強國,并沒有可以遏制他國的手段。到了 18世紀,英國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其再次成就大英帝國的輝煌,也助長了英國海外擴張的野心。從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到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短短 40多年時間,英國由一個經濟殖民大國逐漸向軍事殖民大國轉變,打破了東西方力量平衡,中國因此經歷了百年之屈辱。從表面上看,清政府是敗在英國人的槍炮之下,但實際上是敗給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此后美、德兩國開創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先河,成為新的全球霸主。之后再次引發群雄爭霸的局面,世界戰爭不斷,哀鴻遍野。工業 1.0讓英國成了“日不落帝國”,工業 2.0讓美、德、日等國瓜分了世界紅利,工業 3.0美國再次掌握主動權,成為“世界領袖”。中國已經錯過多次工業革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之際自然會奮力直追,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之一,也是國家意志力的體現。

    4

    貨幣充當一切商品的等價物,不僅與物質相互關聯,還與意識形態及社會組織捆綁在一起。從現當代歷史的演變來看,美國通過美元錨定石油以后,把這個世界攪得“天翻地覆”。1998年,美國一個 60多歲的老頭憑“一己之力”引爆了亞洲金融危機。這一場危機給亞洲帶來的災難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還對政治、社會都造成了極大破壞。泰國政府因為這次危機被推翻了,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橋本龍太郎下臺了,俄羅斯一年之內換了六屆總理。此后若沒有中國出手相助,亞洲將可能陷入經濟大蕭條。那時候我剛參加工作,對這個叫索羅斯的老頭充滿好奇。索羅斯在泰國經濟風雨飄搖之際將自己的量子基金抵押給泰國銀行,借出大量泰銖,然后轉身就拋售轉換成美元。當市面上的泰銖暴增的時候就出現了貶值,這正是索羅斯想要的效果。為什么呢?答案很簡單,就像卑鄙的債務人希望債主早點死掉,以此來逃避償還。有人把泰銖假設為一頭豬,索羅斯向養殖戶(銀行)借了一頭豬(泰銖),答應一年后還一頭半豬給養殖戶,養殖戶因為有利可圖便把豬借出了。但是索羅斯知道借來的一頭豬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在一年內還出一頭半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豬貶值才能還上。所以索羅斯把借來的豬拋售給市場,換成 1000美元,然后四處喊話,說豬瘟就要來了,趕快賣啊。市場在“噪聲”干預下

    開始恐慌,所有人都排隊把豬(泰銖)換成美元,這樣一來豬(泰銖)就開始貶值,原來可以賣 1000美元的豬只能賣出 400美元的價格。索羅斯再花 600美元買進一頭半豬還給養殖戶(銀行),所以凈賺了 400美元。如此一來便引發了金融海嘯,給泰國帶來了 1412億美元損失,而當時泰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不過 1136.76億美元。同時這一場金融海嘯還沖垮了 58家泰國銀行,數量占泰國金融機構的一半以上。泰國股票市場也縮水 70%,導致超過萬家企業破產,失業人數高達 270萬。

    當然索羅斯并非神人,他只是依托美元霸權地位,利用他國制度缺陷與資本的逐利之心,實施了一場勢在必得的陰謀。美國自 1971年宣布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美元與黃金脫鉤。雖然從“金本位”向“信用貨幣”轉變提高了經濟調節效率,但由此也帶來了貨幣無限供給的現象。流動性過剩加大了全球債務規模,所以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就意味著與客戶之間的交易無需通過等額黃金兌付,這樣一來信用貨幣扮演的角色就更為豐富,除了用作交易憑證,還兼具投資與掠奪的屬性。1998年之后,全球爆發了多次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美國也是危機中的受害者,但從更深層次來看,美國卻是危機中的受益者,因為美元“綁架”了石油,這就意味著美元成為全球性生產要素,只要控制石油供給就能助長美元的話語權,同樣只要保持美元的全球地位就能控制石油價格。所以,無論是老布什發動的海灣戰爭還是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其根本目的是控制石油資源,而石油資源的背后是美元向外輸出的全球霸權主義。

    這個世界有三件事能促進全球大變革:一是規?;瘧馉?,二是技術革命,三是大流行病。雖然新冠疫情致死人數遠低于歷次大瘟疫或世界大戰中的死亡人數,但由于國際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新冠疫情“共振”等因素,疫情成為世界大重構的分水嶺。

    從2020年到 2022年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經濟活動出現“放收循環”周期律。世界各國似乎都有束手無策的感覺。為了穩就業促經濟,一些國家一方面采用“直升機撒錢”的辦法來刺激投資和消費;另一方面通過操控地緣政治矛盾,以此分化世界合作而從中獲利。世界局勢風云變幻,為了應對這一現象,中國提出了“雙循環”發展模式,以自力更生的意志與開放合作的態度重構價值鏈。但是,前路漫漫,這必將是一條荊棘大道,只有咬緊牙關,砥礪前行,方能柳暗花明。

    5

    小時候村里有一戶人家,村里有 10%的人口是其三代內的直系親屬,有 60%的人口與其是五代內的宗親關系,再加上鄰村三代內的表侄關系,可謂大戶人家。

    有一天,這戶人家的一個孩子想做油條生意。對于從未有過油條制作經驗的他來說無疑會面對激烈的競爭,但是他還是決定去嘗試一番,這種底氣主要來自他家族為其提供的規模市場。他第一次做出來的油條是小鎮里最差的,路過的行人駐足觀望后便離開,只有幾個親戚慷慨購買。后來他干脆把賣不出去的油條送給了村里的宗親食用,并表示自己剛剛嘗試,以后會越做越好。第二次做出來的油條比第一次好,一些宗親為了支持他的生意也紛紛購買,反正自己人消費的是一份心意。第三次做出來的油條比第二次更好,但水平還是達不到同行競爭者,他便選擇了低價銷售,那些想吃油條又傾向于價廉的人開始動心了,而宗親們在油條質量相差不明顯的情況下也會選擇照顧自己人的生意。他在親人的包容和支持下技術不斷提高,直到與競爭者的水平相差無幾。在同等產品質量下,他自然擁有絕對的市場占有率。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產業發展過程

    中本土市場的重要性。如果這家油條店一開始沒有家族宗親的支撐,可能就會被扼殺在萌芽之中了。

    消費雖然是一種理性的決策行為,但在不承擔較大代價的情況下往往會摻雜錯綜復雜的情感元素。比如一種歸屬感、一種青春的回憶、一種愛國情緒等,有了這些因素就可以建立起一種潛在的包容性。正是因為這種包容性的存在,為企業或產業發展爭取了向上攀升的機會和時間??v觀中國一些品牌,在發展初期與國外同等產品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但因為情感元素與價格敏感度等因素,依然擁有較大的本土市場規模,這為企業向更高的價值鏈攀升贏得了時間。但是情感不是永恒不變的,在一定時間內能發揮作用,如果超過了情感賦予的感性決策和信任周期,就會逐漸失靈。所以,在產業發展初期,發揮本土市場作用是競爭格局中最為關鍵的環節。

    2020到 2022年,世界經濟面臨過度競爭與疫情肆虐的雙重壓力。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 4.4%,相當于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跌幅的7倍,為 20世紀 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各國相繼采取管制措施,限制人員貨物流動,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量下降 9.2%。所以疫情絕對是一只“黑天鵝”,重創全球經濟,并引發了全球秩序大重構。在疫情期間一些大國陷入保守主義和自顧傾向,導致國際合作呈現貌合神離的復雜局面。而對于一個國家的內部治理應該如何,更是眾說紛紜,管得太多與管得太少都會面臨各種失靈的窘境。國家治理問題不能站在片面的經濟角度去解釋,經濟只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內容,如果用經濟思維去解釋國家綜合治理就會陷入極端主義思維。比如幾百年來人們一直習慣用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去解釋政府對國家治理的問題。這就相當于拿了一條圍巾當帽子,裹在頭上又重又熱,然后大家都在數落圍巾的種種缺陷,但是脖子卻很郁悶,這圍巾明明是我的,你們討論圍巾與腦袋的關系干嗎?事實就是如此,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更適合在經濟范疇內討論,不能延伸到社會治理領域

    去討論,不然就會出現腦袋與脖子搶圍巾的現象,討論再多也沒有意義。

    盧梭說,“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形式適合于一切國家”。國家因文化、制度、信仰、社會的差異存在多樣性。我們不能偏激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完美的,所以必須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調適自我。無論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都有其優越性,也有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就可以兼收并蓄。從新冠疫情爆發后的防控效率來看,“大政府”的優勢得以有效發揮,保障了人民與國家的基本安全,備受世界關注。在未來的國家治理中將可能出現“大政府”與“大社會”共治的發展模式,這也許就是對善治的最好解釋。

    6

    在馬克思地租理論中,地租差異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土地的自然條件,尤其是農業生產者,以及土地的地理位置、生產環境決定了土地產出能力與投入成本,所以在不同的生產環境下,付出等量的勞動及相關要素,會出現不同的地租收益(產出收益)。這是在農業生產中的一種規律,也是馬克思級差地租 I的一種假設。二是通過對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的不斷追加投入,創造土地的各種溢出價值,從而為土地租賃者創造超額利潤。這個利潤通常被轉化為地租,即馬克思提出的級差地租Ⅱ。對于級差地租Ⅱ的理解不能片面化,無論是農業部門還是工業部門,從生產效率層面上來說,都應該鼓勵去創造級差地租Ⅱ,不斷提升土地的產出價值有利于推動社會文明進程,驅動技術創新,促進產業革命等。但是,級差地租的形成往往伴隨著資本化壟斷現象。隨著級差地租概念的擴大,城市擴張成了級差地租的主要載體,城市需不需要采用級差地租Ⅱ?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土地供給壟斷與產權國有化的背景下,要創造級差地租收益就必須注意投入與產出對社會大眾利益分配的影響。否則級差地租收益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情況下就會向壟

    斷部門、資本部門和中介部門傾斜,危及社會穩定,影響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從 20世紀 90年代開始,城市地租得以全面釋放,各種類型的地租層出不窮,有協議租賃形式的倉儲用地或產業用地,也有房地產開發形式的掛牌出讓用地,還有城市改造中集體組織的開發用地,等等。政府部門作為土地的產權方,扮演的角色是土地供應商或是土地租賃方,從一級開發轉為二級開發,其根本目的就是更高的土地級差收益,或者說是讓土地創造更高利潤來滿足城市運營的需要。人們通常把城市地租稱為“土地財政”。土地財政是以土地作為生產要素進行投資,并通過土地產品的轉化實現地租或級差地租收益的,從生產邏輯來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但是,如果土地財政被異化之后,就有可能出現過度商品化或泡沫化現象。過度商品化指的是利用土地的壟斷優勢進行土地已有價值的溢價出售,并以此形成長期的路徑依賴,導致其他經濟活動或生產組織萎縮或是蕭條。所以,我的觀點是要盡量擺脫土地財政的樊籬,從城市地租向產業地租轉變。產業地租主要由土地出讓金收入、土地交易稅費收入、產業轉化后產品交易稅收收入等構成。城市的級差地租收益與產業地租收益相比,級差地租收益更為直接,在第一階段獲利最

    大,但會影響資本非理性流動。在超級地租的影響下會出現從眾行為效應,社會資本與家庭資本都會向房地產業領域流動,導致投資和消費均出現結構性失衡,從而影響實體經濟發展,阻礙非房地產領域的消費,給經濟生態體系帶來極大破壞。

    一般情況下,“土地經濟”是政府通過對公共品供給來促使地租價值最大化。暫且不說“土地經濟”的好與壞,就從公共品供給的角度來看,無效供給或低效供給不僅消耗了公共財政,還導致潛在利益輸送與邊際效用價值遞減等現象。書中對政府公共品無效供給或低效供給的定義主要圍繞供給價格過高、供給不科學、供給質量不高等展開論述,提出城市公共品投資要避免功利化思想和政治化的現象。

    7

    在土地供給能力和需求能力下降,以及城市蔓延等情況下,城市的增長彈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此情況下,提高城市全要素生產率至關重要。城市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城市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指標,從宏觀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資源的持續投入能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持續投入并不代表可以無限供給,資源本身是沒有循環能力的,當產出“利潤”無法滿足持續投入的成本時,經濟增長就會出現“失靈”。所以,我提出了通過產業集聚、技術創新、制度改革、數字化變革和金融集聚等手段來提高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通過理性、科學的手段引導“土地財政”向“產業財政”轉變,以此來規避經濟增長的“空心化”現象。產業財政是一個復雜且系統性的工程,要實現產業財政必須面對多重拷問。如,是否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搶占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如何通過政府干預來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政府如何通過產業集聚、集群等手段來實現區域產業崛起?產業集聚、集群需要怎樣的條件和途徑來實現?在產業孵化和創新集聚中政府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在本書的后半部分,我會通過對產業振興的底層構架與外部動力的分析來逐步揭示產業發展錯綜復雜的關系。

    通常情況下,政府對產業發展的干預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通過制度創新為產業發展提供法律與制度的支撐,使產業突破現有制度束縛,獲得更大發展機會和市場優勢;二是通過財政補貼或稅費改革支持產業發展,以此來降低產業發展成本,提高產業市場競爭力;三是產業發展的基礎配套,政府為特定產業投入硬件或軟件設施來滿足產業發展的現實需要,降低企業投入成本,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當然,道理容易講,落實到執行層面遠比講道理難,在本書中我盡可能以中觀和微觀視角闡述產業發展的基礎、動力、方法和途徑。在產業發展部分,我提出了產業集聚、產業集群、產業創新三大維度。產業集群是在產業集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要是錯過了產業集聚的窗口期,就要在產業集聚和產業創新上做特殊設計,以實現彎道超車。

    產業集群和產業創新具有“孿生”屬性,如果沒有打下產業集聚的基礎,那么產業集群就必須通過創新來驅動。這就好比兩條腿走路,一是做大做強細分產業規模,通過各種要素條件引致相關產業向特定區域集聚。而將其稱為集群,說明產業內部成員的合作分工更為密切,相互的依存度更高,因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就會更大。二是做大做強創新鏈,創新鏈是在產業鏈基礎上通過要素持續投入培育出來的技術創新。這就像一粒種子脫離母本之后經過人工栽培逐漸成為一株小苗,然后找一塊好的土地,在陽光、雨露土壤及技術輔助的作用下逐漸成長,最終成為一棵獨立的大樹,然后圍繞大樹再進行新的繁殖、栽培,最后變成一片新的森林。這片森林就是新的產業體系。

    所以產業集群的最終目的不僅是做強做大某一項產業,更是通過某一產業的精細化培育形成更多的創新鏈,然后通過創新鏈孵化出更多的產業鏈,如此循環來實現區域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在本書的最后部分,我會通過對中國產業發展的代表性區域和城市進行對比分析,試圖厘清制度、方法、路徑等作用下的產業振興之路。

    記得母親在彌留之際講過的一句話:“孩子,不要害怕,前進是最好的退路?!蔽蚁霟o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會有面對獵獵寒風或雷雨交加的時候,這是發展的周期,也是成長的代價,所以必須堅定信念,砥礪前行,因為前進是最好的退路。

    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個體訴求形成個人意志。國家意志是個人意志的集合,具有訴求整體性、行動統一性和執行公共性的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國家意志必然是整個社會意愿的體現,也是人民所期待的目標追求。所以,正視困境,走出樊籠,必能迎來輝煌與強大。

    癸卯仲夏于大溪沿觀蓮居

    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一:

    《經濟的興衰》是一部多角度解讀世界經濟格局與未來應對策略的著作。全書由世界經濟發展背景與中國地緣經濟主張、應對策略展開論述,從宏觀角度勾畫出當前世界大國競爭格局。作者指出,當前逆全球化、第四次債務危機、供應鏈危機等正席卷而來,機遇也在悄然醞釀。誰能在這次危機中抓住新一輪工業革命和能源革命的風口,就意為著誰能在下一個階段引領全球經濟發展。中國已錯失前幾次工業革命和能源革命,今后能否實現逆風翻盤,在此一舉。

    作者據此詳細剖析了中國為抓住此次機遇提出的“雙碳”、“雙循環”、《中國制造2025》計劃等蘊含的發展信號,整理出中國的經濟優勢和現存問題。作者還以經濟學理論和國外成功案例為依據,從中觀、微觀角度總結國內城市經濟增長遇到的城市蔓延、土地供給和需求能力下降、公共投入邊際效用遞減等問題,提出土地財政向產業財政轉變的新思路;進而從產業發展角度出發,給出產業集聚、集群、孵化、創新鏈打造等一系列發展方式,指出其實現條件、路徑,以及政府在其中應起到的作用,并對以合肥、杭州、蘇州、佛山、長沙等城市為代表的現實案例及數據進行解讀,對實現城市精明增長、區域產業轉型升級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

    編輯推薦二:

    《經濟的興衰》中,作者重述了15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史發展過程中各個強國的關鍵操作,提醒我們,工業生產一旦對全球供應鏈產生絕對影響,就會轉化為商業資本勢力,為霸權主義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掠奪提供支撐。當前我們已經走到了又一個十字路口,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是不可逆的發展方向,中國如果不能在這一次的工業革命中躋身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高端環節,就會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被低端“鎖定”,長期處于低端及低利潤循環之中。因此,作者強調,提高創新水平、加強科研投資和科研力度、打破技術壁壘等,以實現產業革命,將是中國解決現實問題與展望未來的重要出路。

    精彩預覽

    從創業孵化到產業孵化

    中國“孵化器”項目從數量上來看已經足夠多了,小到眾創空間、雙創示范基地,大到國家級創新中心、重點實驗室等,大大小小的“孵化器”數千家,算是名副其實的“孵化器”大國。但是從孵化成果和質量來看存在良莠不齊的情況,有的“孵化器”呈現“空心化”,有的則成了“二房東”角色,還有的始終在低端徘徊,所以有必要對現有資源進行整合,引導技術孵化、創業孵化逐漸向產業孵化過渡??萍疾炕鹁嬷行?2021年工作要點包括:要提升創業孵化機構專業化服務能力,在重點領域推進產業“孵化器”和“加速器”建設,引導創業孵化行業高質量發展。廣東、安徽等地也明確提出產業孵化,將創孵平臺打造成產業創新平臺已成為區域發展的重點戰略。

    “ 產 業 孵 化 器 ” 也 稱 為“ 企 業 加 速 器 ”(Modern Enterprise Accelerator,簡稱MEA),與企業孵化器、技術孵化器、創業孵化器等相比,其根本區別是關注系統性、全局性、戰略性,改變了過去碎片化的要素供給體系,形成一個目的性更強,產業邏輯更為縝密的結構體系。一般情況下,產業孵化器的設計是依據區域產業目標而形成的,區域政府根據轄區內的生產要素和產業基礎、目標體系進行產業鏈設計,并形成等級劃分,依據產業等級與重點攻關項目展開一系列資源整合,形成政府資源、企業資源、高校/科研機構資源、中介服務資源等多螺旋模式的創新生態體系。產業孵化器的運作方式一般存在兩種情況。

    一是構建“聯合創新平臺”。顧名思義,“聯合創新”是通過多方主體的核心力量相互交疊形成的多邊關系,各方主體在共同目標和機制下形成強大的“共振效應”。其最大的特點是精準、高效,因為在共同的目標作用下能形成一種潛在的共識,集中力量解決焦點難題,進而使技術轉化為一個個“楔子”,插入產業鏈環節中的各個薄弱環節,促進產業鏈不斷向高端環節攀升。在此過程中,政府、高校/科研機構、企業、中介/金融等聯合主體必須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形成“多螺旋”組織。(如圖 15-4)

    以合肥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為例,這家具有市場和行政多重屬性的機構在過去的 20年時間里為合肥產業發展創造了諸多奇跡,是合肥產業集聚能力的重要支撐。從運作主體上來看,研究院是由當地政府、高校/科研機構、屬地相關企業及不同形式的金融機構聯合組成的,政府發揮行政的力量為運營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時也以公信力作為信用背書,整合資源。高校及科研機構通過政府和企業的資金支持實現技術研究與成果轉化,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中介或金融機構在政府的信用背書下為重點企業提供資金貸款、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為企業提供資金或相關知識的支撐。企業是技術的需求方,也是技術向價值轉化的平臺,是實現價值及價值回報的核心主體,通過政府的制度紅利得到技術與資本的支持,從而實現更大價值收益,進而把價值收益轉化為稅收反哺政府。所以,各大主體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共生關系。當前,“聯合創新平臺”已經成為各區域政府實現賽道升級、產業集聚的重要手段。

    二是打通技術研發與產業轉化流程。從區域發展現狀來看,產業轉化雖然對經濟有依賴,但經濟也并非產業轉化的絕對因素。因為從生產組織來看,從產品設計、研發、轉化,再到生產、流通、銷售各環節是高度協同的關系,在同等條件下如果能充分利用整合優勢,并把優勢發揮到最大作用,就能形成溢出價值,就能形成競爭優勢。合肥從區域經濟角度來看,一直是長三角乃至中部省會中較弱的城市,但是從 2012年以后,合肥市的產業集聚能力越來越強,并在 2020年進入萬億級城市序列。

    回顧合肥市的發展,關鍵因素是有效發揮了技術轉化向產業轉化的作用。從創新集聚走向產業集聚的關鍵因素是要打通組織流程,否則再強的經濟實力也發揮不了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比如浙江省,從經濟規模與國家科研院所的數量來看都位居全國前列,但是一直以來基礎研究轉化,以及科學裝置與尖端突破比較薄弱,其中的原因各有說法,但有一個原因各界已基本形成共識,那就是技術研發與產業轉化的流程不暢。導致這種不暢的原因通常有兩種。一是研究目標不明確,研究人員的成果供給與區域產業不匹配,導致研究成果向外部流出。這一點西安的高?;蜓芯繖C構表現較為突出,很多研究成果不能屬地轉化,只能流向其他地區。研究目的不明確從本質上來看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也就是屬地高校/科研機構不了解區域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區域產業與屬地研究部門溝通不暢導致信息不對稱。二是區域政府罔顧產業發展邏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整合資源,導致高端產業失去了升級的動力。在此背景下,浙江省采取了及時補救措施,在 2017年 9月份成立了之江實驗室。之江實驗室是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學、阿里巴巴集

    團聯合成立的,三方按照 5∶2.5∶2.5的比例出資。這是浙江省創建的第一家混合所有制新型研發機構,目的是打通從基礎研究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集群的整條通道,期望能夠成為科研領域的高能級開放平臺,承載浙江省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歷史使命。

    從浙江省的現狀來看,相比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在科技創新上一直存在明顯的短板。之江實驗室圍繞前沿科學設立基礎類研究項目,針對“卡脖子”技術進行重點攻關,目的是補齊浙江省的科技短板,為創新能力提供重要支撐。之江實驗室的建設雖然只比合肥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晚了 5年時間,但卻錯過了最佳的黃金時間。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 2016年前,逆全球化現象還沒有全面爆發,全球化分工與國際合作為技術溢出創造了條件,一些高精尖領域在這一階段獲得了較大突破,大大縮減了區域技術轉化周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支持。但是到了 2017年 1月份后,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任,加大了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通過國際合作獲得技術溢出這條路基本被堵死,所以此后的產業發展道路幾乎建立在獨立自主的技術創新上,這對于實驗室或“孵化器”發展來說顯然增加了難度。所以,之江實驗室的定位與合肥中科大先

    進技術研究院的定位有所不同,之江實驗室聚焦區域產業優勢,通過網絡信息、人工智能、互聯網計算、智能制造等領域的整合發展來實現突破。

    從創業孵化到產業孵化,最大的區別就是技術賦能,前者倚重成本賦能,后者更倚重技術賦能,基于中國產業現狀,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優勢促進創業孵化,另一方面要集區域力量甚至是國家力量來促進產業孵化,所以高端技術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兒。這一點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都一樣,比如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德國亥姆霍茲研究中心等都承載著國家使命,依靠大協作和高強度支持實現協同創新,最終形成產業集聚效應,促進優勢高科技產業的集約化發展和壯大。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當前,我國科技創新已步入以跟蹤為主轉向跟蹤和并跑、領跑并存的新階段,急需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布局一批體量更大、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的國家實驗室,優化配置人財物資源,形成協同創新新格局?!?p/>

    ——選自鄭榮華《經濟的興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誰來領導第四次工業革命

    2017年 8月 18日,美國對中國發起了“301調查”,此舉已引發 各界對美國采取單邊行動損害中美經貿關系的擔憂。事實證明,此后幾年,以美國單邊發起的中美貿易沖突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所謂“301調查”是美國依據《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 1301-1310節的條款進行的調查,主要含義是:保護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利,對其他被認為是貿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國家進行報復。而事實更為復雜,正如美國各大媒體所引美國官員的發言:“美國對華發起 301調查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掀起貿易戰,而是阻撓中國雄心勃勃的《中國制造 2025》計劃?!币罁绹?01調查”,美方因中國“侵犯”美知識產權,對未來中國出口美國的部分行業進行制裁,具體分為十個領域: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這十大領域與中國的《中國制造 2025》計劃所列的十大領域完全吻合。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理解,美國發起單邊貿易戰的實質是對中國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打擊。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是多維度且深層次的,最為直接的影響莫過于經濟與安全兩個方面。

    工業革命對經濟的影響

    過去的三次工業革命主要從生產效率方面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升,還創造了有效供給。傳統理論認為,有效供給是消費需求與消費能力相適應的狀態,是產品的供需平衡。而在物資供給相對充裕的今天,生產方商品除了滿足消費需求與消費能力相匹配的條件,還要通過大數據去尋找潛在消費市場,去創造新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機,過去是通信工具,現在是一臺電腦或一個機器人的概念,它無時無刻不在收

    集主人信息,然后為主人提供各種方便,甚至是決策。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的消費行為、消費心理、瀏覽軌跡等都會在各大服務平臺得以體現,包括購物、出行、娛樂、學習等信息都會被一只無形的手捕捉到,而后經過大數據算法形成用戶畫像。用戶越多意味著流量就越多,用戶畫像越是清晰,越能實現精準營銷,實現有效供給。

    可以說,在以大數據為驅動的工業時代,人不僅僅是生產要素,也是商品流通中的傳播媒介,更是可以被持續挖掘的消費市場。大數據有時候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你想要什么?你可能想要什么?大數據都會很積極、很精準地推送給你。譬如你在一個平臺上搜索或瀏覽過什么內容,平臺就會形成你的人物畫像,通過數據分析及算法給你推送相應的內容,從而滿足平臺的潛在利益需求。這樣在商業競爭中就可以獲得別人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種優勢會隨著規模與時間的積累產生裂變,從而打破邊界,形成壟斷。當然,企業壟斷是一個國際共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會鼓勵本國企業形成內部市場的壟斷,這對經濟生態體系是一種破壞。但站在國際視野上,一個國家要創造貿易順差就必須在全球市場上形成競爭優勢。過去的競爭優勢更多體現在產能與成本方面,而現在的競爭優勢體現在技術領域,體現在數字化所創造的有效需求上。人們基于商品提供的效用而去消費,這就是有效需求。當一件商品擁有足夠的價值時,人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得到它。如果一件物品沒有價值,也就沒有什么理由去購買。從主觀價值角度看,人們需要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與自身需求的匹配性。那么怎么知道自己設計的商品能與消費者產生匹配性呢?過去是靠商品創造者的經驗,或設計師的大膽嘗試,而現在是靠用戶數據收集與計算實現定制化供給,這樣不僅降低了投入風險,還增強了客戶黏性。比如蘋果手機,通過終端用戶使用數據的反饋不斷改善技術短板,提高用戶的體驗感,這樣就減少了用戶的流失,擴大了市場占有率。在工業 4.0時代,商品自身就是一種信息媒介,具有雙向傳送的特點,因此一個國家的商品銷售規模越大,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就越強。比如前面說過的智能化手機,銷售規模越大形成的用戶畫像就會越多,對用戶的了解就會越深刻,從而可以根據用戶的實際需求與潛在需求去提高產品的價值,也可以根據用戶的數據反饋搭建上下游產業鏈。

    當然,并不局限于手機,可以說絕大部分智能化產品都具備信息雙向傳送功能。比如一臺頂尖的醫療檢測設備賣給醫院,就意味著數據的觸手有可能伸向千千萬萬的病患,通過病患的數據反饋,幫助設備制造商校正或提升設備,也可以為制造商開發新設備提供數據支撐,甚至可以把數據賣給制藥企業,用來生產靶向藥品。醫療數據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也是國際網絡安全治理的重點。美國 Bitglass公司的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醫療保健數據泄露事件數量呈兩位數增長,受影響的人數超過 2600萬,與 2019年的數據相比,2020年美國的醫療保健數據泄露事件增加了 55%以上,造成 599起違規事件,影響了超過 2640萬人。數據泄露有網絡黑客的攻擊,也有智能設備的自動“攫取”。所以,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智能產品不僅具有盈利的商品屬性,還兼有信息傳播與信息攫取的媒介功能,必然引發一場世界性的技術競爭,觸發供應鏈、價值鏈及銷售市場的全面“戰爭”。

    另外從安全的角度來看,當一個地區人口的行動軌跡、消費行為、意識形態變化等被另一個國家掌握的時候,就會給一個地區帶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也會引起當局者的不安。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的推進,人類將進入物聯網時代,這就意味著智能化設備具有感知、分析、決策的能力,所以一個公司或一個國家的智能化產品銷售規模越大,分布越廣,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就越強。

    搶占先機

    自 2013年德國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提出構建信息物理系統,實現制造業智能化的工業 4.0戰略以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便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要知道,德國的崛起得益于第二次工業革命,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工業革命密不可分。所以世界工業大國為了搶占發展先機也緊隨德國的步伐。美國重申《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日本于 2015年提出了《機器人新戰略》。在此背景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也在 2015年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提出中國制造業要盡快實現“智能制造”的轉型升級目標。

    顯然,中國提出“智能制造”的戰略目標觸動了西方大國的敏感神經。在西方大國眼里,中國是一頭睡醒的雄獅,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全品類工業制造能力一旦實現轉型升級必然引領世界發展。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快速崛起抱著復雜的心態,其中既有中歐貿易帶來的現實利益,又有歐洲大國地位的失落之痛。目前,歐洲內部對華態度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一種是反對中國崛起,與美國形成統一戰線,對中國進行各種打擊;另一種是選擇左右逢源,對自身有利的就選擇沉默,無關自身利害的就與美國一道對中國橫加指責;還有一種是支持合作共贏,接納了中國崛起對世界的積極作用。即便如此,美國依然不滿意。先是發動所謂“301調查”,對中國信息技術與高端制造領域進行打擊,由此中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便拉開了序幕。而后美國又率“五眼聯盟”成員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新西蘭對中國各種抹黑,甚至聯合抵制并打擊中國的 5G發展。實際上,無論哪一種戰爭,最后拼的都是實力與意志力。

    從實力上來看,中國制造業目前雖然還處于價值鏈的中低端,但中國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自身需求可以有效破解市場危機,為工業制造向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創造機遇。打個比方,一個人患上感冒,如果吃進口藥 24小時就可以治愈,吃國產藥卻要 30小時才能治愈,但是結果發現國產藥依然賣得比進口藥好。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一般感冒并不危及生命,以治愈速度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并不能成為市場的焦點;其次,存在成本與感知的矛盾,進口藥價格會高出國產藥多倍,以此換取提前 6小時的無癥狀治愈并不被大眾接受。所以,當技術沒有出現迭代性超越時,市場對價格的敏感度依然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更何況,中國已經是工業全品類生產國,盡管在眾多高科技領域還落后于美國,但可以通過其他要素稟賦加以彌補。截至 2022年,中國依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掌握了完整工業鏈的國家,在全世界 500多種工業產品中,中國有 220多種產品產量第一。當前中國正向高質量的城市化邁進,其背后需要一個龐大的產業體系支撐,每一個產業背后都是萬億級的市場,這不僅是中國發展的動力,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機會。

    另外,從國家意志力層面看,中國已經錯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給國家與民族命運帶來深遠影響,所以不可能輕易放過這次機遇。同時中國自身發展已經到了必須轉型的路口,產業革命是中國解決現實困境與展望未來的唯一出路,所以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是不會屈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如今,中國已經成為歐盟、東盟等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對中國技術與產品的認可度也逐步提高。美國單邊主義的逆全球化行為雖然對中國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也會鞭策中國人繼續為民族崛起而奮斗。

    ——選自鄭榮華《經濟的興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重塑產業新格局

    “雙碳”目標是不可逆的,2030年力爭實現碳達峰,2060年努力實現碳中和。但是要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就必須面對兩個階段性的問題,這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碳達峰的本質是“精明增長”

    第一個階段是碳達峰,中國從 2019—2022年碳排放總量平均穩定在 98億噸,根據對歐美等發達國家 20世紀 70年代的數據分析,如果能持續 5年保持穩定狀態,那么實現碳達峰的可能性就很大。當然,如果僅僅為了碳達峰而碳達峰那就失去了發展的根本意義,因為任何一種衰退都會導致比環境惡化更為嚴重的代價。真正的碳達峰是有前置條件的,而并非“拉閘限電”那么簡單。碳達峰的本質是“精明增長”,是伴隨著人類文明與技術進步的發展方式轉變過程的。所以在第一個階段需要通過清潔能源使用、低碳生活的消費方式、產業轉型升級、技術改造與創新來實現。

    2020年的數據顯示,全球碳排放主要來自能源發電與供熱、交通運輸、制造與建筑業三個領域,分別占比 43%、26%、17%,也就是說只要針對這三個領域的產業進行重構就可以降低全球碳排放。對此,需要依靠清潔能源、低碳生活、產業轉型、創新金融四大理念來支撐。在這四大理念的背后是一個個龐大的產業體系,也正是產業的新格局。

    清潔能源產業體系

    清潔能源的產業體系是基于非化石能源的產業鏈,風力發電、光伏產業、氫能、核能等構建了新能源體系。

    因此,首要環節是新能源的制造端。與風力、光伏、氫能等領域相關的產業將迎來發展機會。其中在光伏領域,中國在“十四五”期間將實現年均光伏裝機容量 70—90GW的規模。這背后將帶動電池、硅片、組件等產業發展。同樣在“十四五”期間中國規劃風電裝機 2.9億千瓦,每年預計新增裝機量超 0.5億千瓦。這背后也將帶動相關材料企業、零部件制造商、風電整機制造商和風電運營商等的發展。在儲能電池應用上,寧德時代、比亞迪、億緯鋰能已經是紅利的最大受益者,在未來,氫能又將促進新的儲能革命,帶動新的產業體系。

    第二個環節是負責傳送能源的特高壓。中國國家電網表示,在“十四五”期間將年均投入超過 700億美元,推動電網向能源互聯網升級,龐大投資規模背后是產業集群的崛起。

    第三個環節是消費,也就是新能源的應用市場,比如新能源汽車。2020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整體銷量為 136.7萬輛,在整體汽車銷量中的滲透率為 5.4%,發展空間巨大。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均超過 350萬輛,同比增長 1.6倍。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的不斷提升,海外市場有望進一步擴大。

    低碳生活創造有效供給

    低碳生活是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種低能量、低消耗、低開支的生活方式。綠色建筑、智能化家居將開創一個全新的消費市場。

    傳統建筑全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國碳排放比重的 50%以上。以建筑數據為例,2018年中國建筑全過程的碳排放總量為 49.3億噸,同時建筑全過程能耗總量為 21.47億噸,所以要實現“雙碳”目標就必須推進綠色建筑發展。這對建筑產業鏈來說無疑是一次重構的機會。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門在2020年出臺了《綠色建筑創建行動方案》,目標是到 2022年城鎮新建建筑中綠色建筑面積占比達到70%。

    同樣,對于智能化家居來說這也是一次產業發展革命。智能化家居除了滿足舒適方便的生活需求,還實現了低碳環保的生活方式。有數據統計,2016—2020年中國智能家居市場規模已經由2608.5億元增至 5144.7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 18.51%,如果再加上延伸產業鏈,則已經突破萬億元。

    當然,低碳生活方面的產業還有很多,隨著技術不斷成熟,產業迭代速度將越來越快,消費規模也將越來越大。

    “雙碳”目標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經濟經歷了 20世紀 90年代的“追逐階段”和 21世紀初開始的“大而不強階段”,而從最初面臨人口紅利喪失與產能過剩的壓力到今天面臨環境、成本與市場的壓力,都說明中國產業到了轉型的十字路口。發達國家通過技術構建了新的價值鏈,并且呈不斷攀升趨勢。中國雖然擁有全球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在世界價值鏈中仍處于中低環節,而中低環節又面臨著兩大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是成本高利潤低,產值很大但創造的利潤價值卻很低,并且在全球價值鏈中存在隨時出局的風險;二是高能耗低收益,傳統制造業的特點就是消耗大量生產要素,不利于“雙碳”目標的推進,或者說“雙碳”目標的推進不利于傳統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轉型升級成為必然的途徑。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必然帶動新的產業體系。比如說裝備升級將帶動智能制造裝備、節能環保裝備等眾多產業鏈的發展,同時也將帶動集成電路、關鍵元器件、信息通信設備、工業軟件及新型顯示器等產業的發展。高端裝備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基本保障,是引領企業產品向全球高端產業鏈攀升的重要途徑之一,可以說是工業轉型升級的引擎。

    “雙碳”開啟一個新時代

    “雙碳”將開啟一個綠色金融、碳捕集與封存產業的新時代,對于綠色金融來說是一個“新紀元”。從資本規模來看,“雙碳”發展將釋放巨大的投資規模。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實現碳中和目標將會為中國帶來約 138萬億元的投資機遇,其中 2021年至 2030年的綠色投資需求約為 22萬億元,2031年至 2060年的綠色投資需求約為 116萬億元。這對于金融行業來說是一場全新的“革命”,意味著投資與產品結構將發生重要的變化。

    銀行將從高碳資產向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低碳產業轉移。從 2021年開始各大商業銀行已經開始調整信貸資產布局,將有限的增量信貸額度向低碳行業傾斜,在“發、輸、儲、用”各個產業環節部署金融業務。過去金融機構的產品相對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熱門的信貸領域,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銀行也開始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比如推動能效融資、林權融資、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權融資、國家儲備林等產品的創新發展。在“雙碳”背景下,金融機構對企業的評估也從過去的質押物評估向 ESG評估模式轉變。ESG(一種關注環境、社會責任和企業治理績效的投資理念)是一個評價體系或評價工具:E代表企業對環境的責任,是企業的一種擔當與合法體現;S是企業對社會或員工所行使的責任,比如企業生產偽劣產品、不重視員工合法權益等行為都將納入評估體系;G是公司內部治理的情況,包括股東與經營團隊之間的關系等

    因素。當然這里并不是要討論公司治理關系,而是闡述“雙碳”對ESG的影響。歐美國家已經把“雙碳”與企業環境責任法律化,并形成統一的標準強制執行。所以金融機構要對企業進行投資或信貸,就必須對其進行 ESG的評估,而評估的首要目標就是企業是否履行了環境的責任。截至 2023年,中國雖然還沒有全面執行 ESG評估模式,但這必然是一大趨勢。2016年,中國證監會出臺政策,要求重點碳排放行業的上市公司必須在年報中披露碳排放情況。隨著有關法律及各部委“雙碳”政策的陸續出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將披露碳排放信息,并履行減排義務,這將倒逼企業加快綠色發展轉型。

    “雙碳”的發展規律

    我們來關注一下“雙碳”的發展規律。根據分析,產業轉型越快,碳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兩條曲線的交叉點就是碳排放峰值,之后便呈下降趨勢。從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數據來看,碳排放總量下降趨勢越明顯的國家,第三產業占比就越高。把英國 1970年到2005年的碳排放數據與產業增長數據進行對比會發現,第一產業和第三產增長越高其碳排放量就越少。比如 1970年英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就是因為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到了 56.6%,此后數十年的波動也跟產業結構有密切的關系。法國在能源危機爆發后對產業結構進行了優化與升級,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推動了工業自動化與信息產業等領域的發展,從 1974—1979年的數據來看,法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先是持續上升,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與工業自動化不斷完善,碳排放便在 1979年到了峰值,之后就呈下降趨勢。再分析美國、日本、德國等碳排放數據,其邏輯基本相同。所以中國要完成“雙碳”目標就必須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盡快實現產業數字化發展,通過數字化賦能提高企業效率,降低能耗。

    當然,中國要實現“雙碳”目標,不僅關系到產業結構調整,還關乎社會經濟的治理體系,以及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等多方面影響。從內部環境來看,截至 2022年,中國碳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總量的 30%,位居第一,這說明中國資源型、高耗能產品占比依然較高。同時由于中國人口數量之大,第二產業比重之大,要想在 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就意味著要在其他協同領域加大調整強度,這種脫胎換骨式的改變,無疑要經受強烈的陣痛過程。從外部環境來看,碳達峰國家不斷改變環境規則,這種有意和無意的行為讓發展中國家難以調適。比如 2021年,歐盟開始執行每公里 95克二氧化碳的乘用車排放標準,達不到要求,超標 1克按實際銷售量罰款 95歐元。對于車企來說,如果動力系統不做出巨大革新,就無法進入歐盟市場。

    歐美國家通過碳交易、碳稅、碳配額、碳標簽等,不斷疊加規則給發展中國家設置門檻,以此來收割道德制高點下的環境紅利。中國面對全球化發展,一方面要適應歐美發達國家的變化節奏,另一方面要打破舊格局建立自己的新規則。中國在“雙碳”的道路上必將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但另一方面也是擺脫長期以來各種矛盾的最佳機會,無論與環境有沒有關系,中國都必將去面對。既然如此,那就破釜沉舟。

    ——選自鄭榮華《經濟的興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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